剧本由马蒂亚斯·卡鲁索 (Matthias Caruso) 编写，讲述了一种病毒感染公司法律部门的故事，同一天，律师德里克·桑德斯 (Derek Sanders) 被同事陷害并被不公平地解雇。这种感染可以让人表现出最原始、最狂野的冲动。被困在隔离的建筑物中，我们的英雄主人公必须尽最大努力通过野蛮的战斗来夺回他的工作和生命。法槌敲落，法官宣判，罪名既定。舆论的声讨和法律的谴责都已就位，我想也该有人研究罪之土壤。女巫文化人们从未停止对女性的诋毁与恶意，即使在一个父权制社会的文化里，男性的自大与狂妄不断膨胀，历史故事中依旧不缺乏被女性操控玩弄的权力角色。人们忌惮美丽神秘的年轻女性——男人欲征服、女人善妒忌，在一场场悲剧中塑造出妖魔冷血的女性作为替罪羔羊，仿佛是每个社会的惯用伎俩。"It's an American fable"观众将长久以来的世俗偏见，甚至是对女性角色的憎恨结合于Michelle身上，揣测她“试图通过剥夺男友生命来获取关注”，编排自己对于典型青春期少女冷酷、肤浅与极端的故事，要求这一“歹毒的女巫”承担最沉重的责任以此为这一悲剧划上完美句号，仿佛顺理成章。人们不愿深究，更不忍责备长期抑郁与社恐的少年对放弃自己生命应承担些什么，青春期少女为何如此迫切的寻求关注也无人问津，然而，这样的结果是，社会仍对于许多女性角色有着片面的猜忌与揣测。“女巫”虽恶，却的确承担了许多子虚乌有的罪名。by Dr.Peter Breggin虚拟与真实你是否能认清智能设备传来信息的彼端是什么模样？电子时代，一切都走进另一次元，物理距离不再能够削弱曾经炙热的关系，现实世界不能对话的我们却在虚拟世界中喋喋不休，于另一空间延续彼此灵魂慰藉。然而，经过措辞的语言、没有温度的平面影像、缺乏语调的情绪是否会让你感到失真？你是否曾在恍惚间忘记对方原本在现实世界原有的模样？你是否意识到自己在虚拟世界之所呈现已成为另一个人？你是否已经无法分别，甚至不想分辨哪一世界是真实哪一世界为虚拟？你是否已经掉进虚拟世界，深陷其中。虚拟世界 vs.现实世界纪录片中，Esquire Magazine的撰稿人Jesse Barron似乎窥察到了这一现象：在Michelle脑海里，她与Conrad的交往关系，连同电视剧"Glee"、电影"The Fault in Our Stars"，甚至女星Lea Michelle的恋情故事交织存在于同一个世界，情节的叠加与时间线条的紊乱，让Michelle为自己和Conrad的关系增添不曾发生过的叙事，并一厢情愿的注入挪借于它处的情感寄托。看似荒诞无稽，实则一切有迹可循，明明情感恳切，却不禁让人反复确认是否真实，这大概是在电子时代创立的虚拟社交模式下我们逃不过的命运。美剧"Glee"电影"The Fault in Our Stars"同时，Jesse Barron另外描述了一个十分吊诡的印证：在真实生活中，Glee的男演员因为OD在加拿大死亡，于是电视剧Glee也只的安排剧中“四分卫男友”不幸离世，并编排了主演们一同歌唱哀悼的剧集。或许，电视剧与真实生活的并轨运行同样的触动着Michelle的感情世界，甚至电视剧中的场景对她而言更加真切炙热，让她置身楚门的世界并于现实中逐渐迷失，让她错乱了手机讯息那一端的Conrad将要实施自杀在真实世界的概念，让她模糊了鲜活的生命即将消失的意义。撰稿人Jesse Barron所指吊诡之处救赎Michelle和Conrad经历着所有人大概都在青春期经历过的“寻找自己”与“理解生命”。这一历程往往痛苦而时长不定，充斥着迷惘、极端、敏感、情绪崩溃、空虚与自满、自卑或自大、和不可消遣的孤独，我们需要很多的爱与支持走过这一过程中发生的震荡，然后，渐渐理解世界上各种事件的形态与意识到我们将在这些事件中想要扮演的角色。不幸的是，Michelle和Conrad在成长过程中缺少了这样的支持，在心理疾病的缠绕中痛苦与悲观愈演愈烈，行径走向极端，Conrad的生命在获取应有之质量之前就已被自己轻易放弃，然而，这场悲剧的致命点在于，本应帮助与救赎他的Michelle，也不曾真切的理解自己生命的意义。在自己都支离破碎的时候，该如何拯救他人？纪录片中，Michelle存在青春期女孩都普遍呈现的问题：Eating Disorder.about "Eating Disorder"并发问题这是一种精神性躯体障碍，以厌食、报复性饮食等非正常饮食为临床表现，以严重营养不良、内分泌失调、闭经、抑郁症等为并发症，是“进食”和“发胖”之间于观念上的不可调节、不可接受而强烈矛盾对抗的产物。毋庸置疑，致病因素有很多，但我想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即为长期以来强加在女性躯体外形之上的固有社会观念：苗条。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女性苗条的外形是理想人生中必不可少一环。或许男性可以事业有成、于商圈或政坛叱咤风云但却同时大腹便便、不修边幅，而女性的外貌出挑却是获得关注的必由之路，即使一名女性在其领域小有成就，但当人们打开新闻标题，第一眼总是锁定在她的外貌与身材之上，甚至无论美丑都将忍不住会评头论足，试图以“美”、“不美”、“不够完美”总结其创造的全部价值。社会对女性“美”的期待与要求实在过于平面，大多仅仅停留于视觉冲击而不能再向前迈出一步——探索女性真正的人格魅力和她们通过汗水努力所创造的作品与价值。青春期的女孩儿将在校园里第一次面对这种不够公平的压力：只有你苗条纤瘦，才能穿上华丽的晚礼服站在校园舞台上主持或表演节目，才能获得鲜花、掌声及周遭热烈的关注，才能有更多的人想要认识你并与你做朋友，才值得被肯定被爱。尚未经世的女孩儿与其尚不成熟的价值观很容易屈服并淹没于这一单调的声音里。同时，商业与娱乐业趁机大肆渲染，她们纷纷涌向塑形衣、减肥药等一切有关塑造外形的商品，开始愈加苛刻的要求自己的进食与运动，保持高度自律的样子如走钢丝，与此同时，急切通往理想的彼端、幻想着这一切都将有所回报，最终，有一些不幸的女孩将失去平衡，在失落与崩溃中坠入极端的深渊。我想，Michelle就是万千不幸女孩之一。长期缺乏爱与关注的Michelle于青春期患有Eating Disorder，在虚拟世界与Conrad建立的交往关系偶尔会让她感到失真，孤独的情感依旧无处寄存。事实上，这里缺少一种声音告诉她应当将爱投放于自己，在自己身上探索更多的价值与肯定，摸索自己人生的真谛与生命的可能性。不能信任自己就会更加害怕他人若即若离，不能自处便愈极度渴望朋友的陪伴，然而，人与人交往之间机缘微妙，往往互相消磨时光轻而易举，但彼此救赎的善意却非人皆能懂能有，更非能于旦夕之间大功告成。毕竟，脱离苦海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欲要摆渡他人，尚需自己能在无垠水纹之中领悟东方既白。大概处在深渊中挣扎的Michelle，尚需自救。Michelle同样身处苦海义务来源（基于粗浅的刑法理论分析）抛开道德与情感桎梏，Michelle的行为在是否得以定罪，应需回归法律判断。违法阶层之上，“行为”作为任何罪名中都必不可少的客观要件，包括“作为”与“不作为”两类：“不应作为而作为”与“应作为（能作为）而未作为”，或因创设了法律不允许的危险，或因打破法律规定的某种义务，而侵害法益构成客观违法。在Michelle的案件中，分析Michelle的短信是否侵害了Conrad的生命，首先应判定她的行为性质。DA通过Michelle事后对朋友的短信中提到，当晚她在与Conrad打电话过程中“told him to get back in”这一行为，指控Michelle在Conrad选择结束生命这一事件中创设了危险（“she created the harm” in the prosecutor’s own words）, 对这一说法我深表怀疑。当判断一项行为是否违法时，判断标准往往是：“该行为是否引起了法律所不允许的危险”，且这一标准理应站在一个理性一般人的视角里展开。那么，当Conrad已经连接好发动机和水泵——亲手制造了侵害自己生命的危险环境时，Michelle通过电话劝导他再次进入该危险环境以完成自杀，这一通过远程通讯进行语言上的指导、支持或怂恿，显然并不符合一般人对于“构成危害生命之危险”的理解；换言之，在Conrad具有十分的自由意志进行选择时，他完全可以选择不听取Michelle的劝导而放弃自杀，而当他自己选择回到车上之时，究竟是屈服于Michelle的语音“胁迫”，还是遵从了当时自己绝望的内心。分析完Michelle的电话指导这一行为并不符合法律意义上对侵害生命的危险后，转向分析Michelle有没有“作为”的义务去阻止这一危险行为——这也是本案于法律及道德情理之上争议最大的地方。“作为义务”，顾名思义，当事人具有做些什么的义务，去防止危害结果最终发生。作为义务源素来是学理界之热议，并已从形式的法义务发展出实质的法义务，两者相互调剂补充：形式的法义务即通过列举作为义务的法律渊源以确定作为义务的根据，实质的法义务是对作为义务的实质判断。综合考察该二元论之关系，我认同将“作为义务”来源归纳为：对危险源具有监管的义务、对法益对象具有保护的义务，两类义务源的学说，结合纪录片展现的场景，此处所需讨论大体又可分为：1、Michelle是否对自己的先行行为所创设的危险具有阻断义务。即Michelle是否具有阻断鼓励Conrad自杀行为带来的危险的义务，而经由上段分析，远程通讯鼓励自杀的行为（先行行为）尚不能理解成创造了侵害生命法益的危险，更谈不上对其危险具有阻断的义务，故可略过。2、Michelle和Conrad是否属于特定关系，致使Michelle产生对法益具有保护的义务——这一问题的理解也是本案定罪之命脉。具体来看，形式法义务说认为特定关系的义务来源大体包括：法律规范（如父母子女间、夫妻配偶间），职务行为（如医生对病人、消防员对被害人），合同契约（如保姆对特定的孩子、司机对特定的乘客）。显然，Michelle与Conrad的交往关系并不属于在配偶间规定的的法定救助义务，也不存在职务、合同关系，故不属于形式法义务之义务来源的设定。另外，Michelle对于Conrad在放弃生命关头的见死不救，虽应受到道德谴责和舆论的口诛笔伐，但在电话另一端“见死不救”之不作为显然不具有诸如刀杀、枪杀、毒杀等故意杀人行为，或严重超速造成车祸致他人死亡等过失杀人行为，在行为上或社会作用上具有等价性；同时，由于物理空间存在明显距离、劝导Conrad自杀的手段不具有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危险性，故而，Michelle对于Conrad自杀的结果也并未于此设定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或对该死亡结果具有“排他的支配性”。根据实质法义务论辅助的“行为等价值性”、“原因设定”、“结果支配”等多种理论，皆可轻易驳倒Michelle与此具有实质法义务，那么，在避开了形式法义务与实质法义务的双重判定下，给Michelle定罪实在缺少法理（即使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本案更值得讨论的，是在Conrad长期谋划的自杀计划中，Michelle是否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对于最终悲剧的发生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个问题同时具有时代特征，因为要探讨这一问题之时，我们必须要理解几乎仅靠智能设备于虚拟世界维系交流与情感联络的Michelle和Conrad，之间究竟有多亲密，于虚拟世界的交流对于彼此的行为究竟能产生多大影响。然而，这一问题终究是社会问题，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认识可能会对Michelle发出不同的道德谴责，然而，“过失杀人罪”的定论是从最严峻的法律层面对Michelle进行否定并科处剥夺人身自由刑作为惩罚，这让我看不到刑法之谦益性。（补充一个程序法疑问：纪录片的尾声撰稿人与医生都对Michelle怂恿Conrad“回到车里”的真实性产生质疑：这一说仅存在于Michelle事后对朋友的描述但却“没有电话录音或文字记录”（"there's no recording of a phone that she said it"、"we have no written record"）。那么，这一被DA当作强有力指控过失杀人的情节其实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加以证明，仅靠Michelle自己事后描述，其证明力如何达到刑事诉讼程序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202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