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德米尔儿童》(The Windermere Children)，由迈克尔·塞缪尔斯执导，讲述从集中营中被救出的数百名儿童如何在英国的温德米尔湖区展开新生的故事。电影所取材的真实故事类似于金德运输公司，后者从纳粹手中拯救了将近一万名犹太儿童。该片审视了后集中营时期从个体生命折射出的大历史；同时，它也是一部对当下欧洲移民现状的反思之作。在《辛德勒的名 单》中，红色在惨白的景象中被赋予希望的意涵。而《温德米尔儿童》则相反， 以红与黑的色块开场，这一隐喻克制地触发我们对战争与纳粹熟悉的联想。红色与创伤回忆的联结，在影片中以符号的形式反复出现。孩子笔下的集中营画、血块，以及燃烧的火焰，都指向在集中营暴行消逝后无处不在的创伤，而营地则同时代表着根深蒂固的伤痛与逐渐铺陈开去的生命线，是过去与未来的相遇。

一群自小在暴力中成长的孩子，终于在一个深夜抵达英国温德米尔的营区。 这里是他们救赎之路的起点，也是仍然被噩梦所萦绕的隔离区。影片一开始，湖区的营地与回忆里的集中营之间存在互文。即使这里被自然的山林所包围，但营地天然的规训性，即使是那些来自文明社会的准则，仍然体现出与集中营某种残忍的相似性。

受害儿童被要求在队伍中有序前进，专业人员对卫生与体检的要求，以及孩子惊弓之鸟的表现等，都在“重现”纳粹暴行的一面。当小男孩展示他的手臂条 纹码时，观众或者恍然觉得犹太人被赶入集中营的场景就在眼前。斑驳的墙体，铁丝网，半夜从黑漆的走廊里传来的噩梦呼喊，都仿佛是在复制集中营的环境，如我们看过的那些以集中营为主题的电影一样。只有当小男孩 Salek开始在林间奔跑，自由的影子才第一次有形地降落到这些孩子身上。电影明智地没有在一开始就将营地与“家庭”、“拯救”或“互助”进行捆绑。 它借助大自然来完成过渡，既包括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也包括从自我封闭到开放内心的转折。这种对空间想象的复杂化使得后半部分的转变十分可信。

怀着救赎的目的，老师与负责人试图帮助他们重建内心的秩序。然而正是在一次次“科学”的尝试中，毁灭性的时刻以极度真实的方式呈现，按营地负责人 Oscar的说法，“他们的恐惧被常态化了”。儿童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认为儿童的任何行为都具有意义，尤其是非语言交流。 而在影片中，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创伤后遗症与儿童心理的结合中。他们少言寡语，过度的应激反应（比如面对纳粹军礼的失禁）以及情感上的解离与畏惧（绘画课的有限想象）等等，都以一种孩童式的天真表现出来。运用孩子的形象来表达集中营的主题屡见不鲜，如《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和《美丽人生》，而《温德米尔儿童》则是以近乎纪录片的方式刻画了孩子被重创后所体现的本能，即动物性。他们自给自足，影片中一个小女孩成为一群小孩子的核心，他们围绕她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生存法则：入睡时伙伴会全部挤到她的床底，不发一言。这种真实的荒谬，准确地表现了战争的残酷性。在幸存者Hersh 的叙述中，“运气”这个词语经常出现。他们的绝望并非仅仅来自于战争暴力，也有劫后余生所带来的心理压迫。在他们的世界中，自我想象从熟悉的他者身上得到投射。孩子们之间的相互支持恰恰也来自于这种“幸存”之后对彼此的身份认同。

在影片的后半部分，被自然山水所包围的营地无疑已经转变为救赎的象征。 孩子们骑着自行车从林间穿过，他们身上消毒粉的白色与背景糅合，构建了其幽灵般的形象，并进入城区，孩子自顾自的漫步就此与城镇上的居民并置。 居民的角色也部分代表了观众，这种在场的观看成为一种对历史的凝望。此外，不管是梦境里的松树与母亲，还是孩子跳入水中后的无声呐喊，以及湖面的倒影 所呈现的痛苦神情，这些疗愈的过程都发生于与真实世界隔开的安全区。这个地 方创造了连接孩子的纽带。

绿色与白色的碰撞是对抗、摆脱桎梏后的自由瞬间，当他们随后进入社区，众人投注的目光则成为一种对历史的直视，空间再次具有方向，充满了权力关系，施压方与忍受方。

有人认为，我们必须考虑“目前对战争和政治动荡之下的儿童难民的态度”，才能对这部电影进行进一步的解读。与当今的移民危机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温德米尔实际上也是一个关于难民和流亡的故事。片中插入的对外来者的歧视情节，以及难民融入当地的尝试，都使得这部电影的叙事更加完整。尤其，电影隐含着的对于移民问题的思考，事实上对营地空间（对社区与英国本土）的延伸提供了合理性。历经两代，当现实中的幸存者出现在结尾处时，我们能够从当下的角度思考过去遗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