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自佐木隆三的伊藤整文学奖小说《身分帐》，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由日本有名演员役所广司出演，讲述一名前黑社会帮派分子因杀人罪被判入狱，在服刑13年后获释重返社会，发誓努力融入新的生活，但是当他被弹射到这个并不了解的美妙新世界，基础深厚，不容易动摇的黑帮思维以及对有序社会体系语法的缺失，使他的生活反而越发变得彼此不协调，不相容…师从是枝裕和的西川美和导演新作以人性关怀打量个体的痛苦与希望，描绘出当代日本社会细致入微的生活壁画。荷兰单元的作品让人信服了这个小国家悠久强大的纪录片传统，围绕着伊文思(joris Evens）这根标杆，树立起类型多样数量庞杂的丰富作品。在大会副秘书长何先生对国外买家的了解认识中，纪录片可没那么多类型可分，他们都只关心对真实发生或未来会发生的还原或预演，不论它是写实还是表现，只要它关于真实存在，那它就是纪录片。写实的再现是大多数纪录片选择的态度，主观的表现则发展出纪录片的试验性。至于还原还是预演，那是由题材决定。　　　　写实和表现这两条路，伊文思都很彻底地走过，前一条路发展出《四万万人民》、《西班牙土地》、《愚公移山》，后一条发展出《雨》、《桥》、《塞纳河畔》。也可以说后面那些是实验，但它又确实表现了真实的进行，不过从具象的城市发展出抽象的视听交响曲。　　　　然而纪录片始终建基在客观之上，太过主观的印象绝对会让影像和主题失焦。所谓试验性纪录片始终离人有距离，对我来说，《美好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不可逾越过去世界。导演在那恣意地表达着对流浪人口的艺术情怀，诗意的童谣到怪异的音乐、令人厌烦的胡子特写和超现实的废弃铁桥居所，阿姆斯特丹的城市声响搅合上他那些行为怪异的流浪汉，在模糊了记录和试验界限的同时，也掘出一条难以被视听习惯逾越的鸿沟。这些流浪汉是疯癫的艺术天才？或者仅仅是日常的另一面？这是他所向往的有差异化的“美好世界”还是提请社会注意的严正问题。我疲惫地揣摩着导演的意图，不得而知，导演也不想说。　　　　张元在处女作《妈妈》中表现的是智障儿童，用的也是试验的方式。他也想反映问题，他认为当所反映的问题已经是上千万人口的问题时，已经不能称其为小众电影了。可他或许不知道，大概同一年（1989），有另一部电影在反映智障儿童问题上走得远远比他成功，那叫《启明星》，学校要求组织观看的。当然，《启明星》的艺术价值无法和《妈妈》相提并论，但如果只论宣传作用，那又是另一种结果了。　　　　所以，如果纪录片承担起反映甚至号召关注社会问题的责任后，它的宣传功能就不可避免，导演也就不该一味逃避，追求试验性的“客观真实”，那只是他眼中的真实。对于阿姆斯特丹流浪人口这样本来就挺漂的人群，则辅以眩晕的艺术拍摄法，那早就云里雾里的，离观众十万八千里了。怪不得，电影院放映厅里只有我一个甘愿上天的观众。